浙大西迁时期的竺可桢校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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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0年第二批“庚款生”于北京合影，第一排左五为竺可桢，第三排左一为胡适。

1910年,竺可桢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公费生。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,后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气象学。1918年秋,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,先后任武汉高师、南京东南大学、天津南开大学地理气象学教授。1936年,由蔡元培、翁文灏、郑晓沧、胡刚复、邵元冲、陈布雷诸人提议,蒋介石决定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。

2月21日,竺可桢会见蒋介石,23日专程赴沪向蔡元培报告担任浙大校长一事。经近半个月的踌躇考虑,到3月20日经各方劝任,竺可桢才正式决定接受校长之职。

当时浙大学潮汹涌,纪律松懈。竺可桢就职后,就发表《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》,提出要办理好教育事业,第一要明白过去的历史;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,即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,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,才能养成今日需要的有用人才。

左到右：谈家桢、贝时璋、苏步青

在办学方法上,他又提出“充实教授人选,增加图书设备,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”。他以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。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,系乎学风的优劣,而教授的人选,为转移学风的动力。竺可桢留住了一批品学兼优的教授如谈家桢、贝时璋、章用、曾士炯、罗宗洛、苏步青等。

抗战一开始,国民政府仓促由南京搬迁四川。临走时把嫡系大学如中央大学等一个个都搬到了安全地区,而对浙大却不闻不问。1937年冬,竺可桢带全校700多位师生初迁浙西天目山、建德。可是到了10月24日,杭州沦陷,淅大被逼继续西迁江西。

途中,竺可桢对苏步青教授说:“你的夫人是日本人,此行路上一定有人要盘问检查,搞得不好,还有生命危险。我已经替你向朱家骅(时任浙江省主席)要来一张手令,规定沿途军警都不得盘问检查。”时至1990年,苏步青教授还牢记着这件往事。

在敌人飞机的一路轰炸之下,浙大师生终于到达了吉安。入夏,竺可桢夫人张侠魂、次子竺衡患病,因缺医少药,相继去世,作为校长,竺可桢哪里还管得了私家的事情。学校师生的生活、学习、迁搬、防空等等千头万绪的事都等着他去处理。谁知刚到泰和,又遇赣江洪水暴发。竺可桢在安排好开学、上课、招生工作后,马上命令土木系师生去协助地方人民,筑造一条防洪长堤。当地人民为感激浙大师生,特命长堤为“浙大长堤”。

1937年9月西迁前夕，竺可桢校长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，决定将浙江大学1937级新生迁入禅源寺就学。图片为竺可桢校长实地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情况，与体育教授舒鸿、一年级主任潘承圻在寺前合影。

秋,因日军步步南逼,浙大再次迁至广西宜山。部分青年学生,血气方刚,纷纷要求赴前线杀敌。因此,弃学从军之议,甚嚣尘上。为此,竺可桢对“求学乎”、“从军乎”的重大问题专门举行了一次演讲,他列举了战国时赵氏孤儿的故事,加以发挥:程婴、公孙杵臼,同救孤儿,前者是将自已的儿子冒充孤儿害;后者则将孤儿抚养成人,精心教育,以成大器。

当今面临敌人之际,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,一是赴前线杀敌,但需有勇气与胆量,正好像程婴所为;二是在校刻苦学习,以后从事建设工作,正如公孙杵臼所为,要有毅力与恒心。校长的这次讲演,令全校师生信服。

1940年,浙大继续西迁来到贵州遵义。分散在湄潭、永兴、青岩等点。贵州地势偏僻崎岖,交通不便,生活极其困难。为此,竺可桢把教授当作宝贝使用。

其一,他推行导师制。决定学生可以自由投票选择导师。这样,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好学风。学术之盛,哲彦济济,学人荟萃,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李约瑟博士赞美为“浙大是东方的剑桥”。

其二,校长关心教授生活,使教授安心教书。据苏步青教回忆说:“有一天,竺先生到湄潭县的姜公祠里,对我说:你不要等到暑假,快把家眷接出来吧!我说:我哪有这么多的钱啊。他说:钱不用愁,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了。于是他一下子批给我九百块大洋。当时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字呵!那年4月,我就回浙江。经35天,带家眷回校。竺先生知道后,说:这下子我好放心了。”

抗战期间,每逢7月7日日军侵华的这一天,浙大总要集合大中学生,举行纪念会。会上照例有当地的军政长官讲话,但大都是口号式的空泛之词。浙大到了遵义后,竺可桢出“抗战现势”之题,请军政长官讲演。

而他自己也作了讲演,他说:“中国的地貌,东部为平原,中部为丘陵,西部多高山。抗战初期,日军挟机械化部队的优势,可在平原上横冲直撞,因此占据了不少面积,但是到了丘陵地带,日军就占不到多少面积,但仍能占据各线,如重要铁路和公路,均陷入日军之手。可是我军进入山区时,日军就占不到面,也占不到线,更占不到点,只有来重庆用飞机炸炸而已。可见日军已是穷途末路,我们的抗战是必胜的。”  

竺可桢与家人合照

这样有内容有识见的讲演,才是讲演呢!在这样的乱世环境里,竺可桢既要支持大家参加民主运动,又要领导大家开展自由学术活动,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!因此,浙大的师生均以浙大有如此一位校长而自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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